如果不发生，师弟也会有一串钥匙链，但是晚了。

　　“3月9号的那场比赛……我对裁决有置疑，但是当时我太害怕了，再加上确实有吃过药的反应。”薛业开始搓兜了，“我没吃过外源促红素，赛前的检报告是正常的，都有记录。我怀疑他们给我吃了抗神注意力障碍的服药，再对我的血样动了手脚。他们有药，他们两个是一伙的

　　“她让我脱衣服。”

　　“她不穿衣，总拿压我，摸我的脉搏，说心不正常。她还香，队医是不能这些，可是她有香味。”薛业继续说，好像有人控着他的嘴，停不来了。

　　“我没有权力说不。她是队医，她说我状况不好，有伤，我就只能看别人上场。”薛业试图从苗萍的脸上找到绪，哪怕是后悔、害怕，但是没有，她和晋鹏一样，用断绝的方式控诉者发疯。

　　“有时候会碰我一，我就躲。我不让她碰着我。”

　　但这一回，他不会上当。杰哥说过，听证会行中不要他们的反应。

　　“1月29号，苗萍再一次把我叫到医疗室，问我最近怎么样，有没有不舒服。我说没有，但是教练让我休息。她说再给我检查，如果我的状况不属实，她可以向总教练开一张证明，证明我可以参加训练，能够比赛。”

　　我没有办法。祝杰闭上了，薛业的草稿纸上写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我没有办法。

　　一个少年运动员在队医、教练的双重神控制，毫无办法。当年尹泽是，任英博也是。他们都没有这些曾经未成年的男孩，但他们的份，比迫更用。

　“1月27号，她再次要求我脱上衣，我脱了。”

　　“到现在我都很怕女人，靠太近我还会吐，恶心。”薛业继续往说，好像一电影在前展开，细节被不断放大，“后来晋鹏说他去警告苗队医，我信了，我没有办法，也没法联系别人……”

　　“可我每天都要去脱衣服。”

　　控他的是这么多年的委屈和怨恨，无助和绝望。他把它们一脑抛给了听证检察官，一地修复自己。

　　“她说检查第二征发育，让我脱。我怕证明开不来，也脱了。”

　　“检查一直持续到2月21号，我第一次像总教练晋鹏提异议，我说苗队医不对劲，总是对我行检查，还让我脱光。”

　　陶文昌留心边，祝杰果真很冷静。整个经过薛业一定告诉过祝杰，可在陶文昌听来，简直是一场沉默的屠杀。

　　傅昂一直在低摆，手里是省队统一置的钥匙链。如果当年自己陪着师弟，这场一唱一和的谋就不会发生了。

　　“1月31号，我自己主动去问什么时候能够开证明，苗萍说要对我行心理测试，评估比赛风险。我问她，是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要这些，她说是，说了就能打比赛，不很可能要刷来。”

　　“她确实没有我，但是比我还要可怕。她只是建议，可如果我拒绝了，我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没有办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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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1月28号，总教练晋鹏说我目前的状况不适合度训练，停了我的集训课程。”

　　“我信了，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。一直到2月9日，我才发觉别的运动员不会被叫走检查。”

　　“他们是一伙的，晋鹏当着我脱，还让我脱。我不同意，我说等回到校要报告教练和老师，要把事闹大。”